外公走了大概一百五十天，我没有数。我没去葬礼，至今没去过墓地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介意。

文 | 翁佳妍

编辑  | 金石

2017年10月15日下午4点08分，章张良同志，我外公，去世了。享年自己认为有90岁。

去世前十天，我去找他。他躺在一张很大的床上，缩得不到一米五。我产生了罪恶的联想，觉得他像肉色的尤达大师，睿智的一小团。

适逢中秋，我拿了从香港弄来的月饼给他，按他的癖好，挑了块特别大的，有我的头那么大，排场。他没什么力气，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他又说：“你要团结同学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

他大概清楚，我既不好好学习，也不团结同学，所以总是说。每次回家，外公都要发我一笔钱，叫“奖学金”；附一封信，竖排繁体，最后一句永远是“好好学习，团结同学”，祝了十几年。

他几乎停止进食，但还是吃了月饼，并问外婆：“这是她从美国带来的啊？”6月病危后，外公一直认为我在美国，因为那时他听说我要去美国出差。后来，外公的时间轴就一直没校对过来，我在他的记忆里被永远锁在美国了。

6月底，我躺在北外网球场的长椅上，天特别蓝，网球撞在拍子上坚实悦耳的砰砰声，充满年轻荷尔蒙的笑声、叫声触手可及。我收到一条短信，说外公急性白血病，病危，让我赶紧回家。

我冲进诸暨人民医院20楼血液科病房，床头仪器滴滴作响，床上没人，被子摊作一团，我脑子里开始放映某些影视片段，吓得要死。厕所里突然有冲水声，外公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他在拉屎。

那一周，我在人民医院20层听了八百遍呼叫医生的铃声，是意大利民歌《桑塔露琪亚》。当整层楼铃声此起彼伏的时候，你会恨得这辈子都不想去威尼斯。我不用干活，瘫在外公床边的躺椅上看书，特别碍事，外公要人接尿时，抬起一只虚弱的胳膊，挥手叫我走开，我有点想笑。

有一天我正瘫着，躺椅塌了。没有力气说话的外公大怒，一直唠叨，从生产躺椅的商家到提供躺椅的亲眷，一律骂了一顿。我表弟来看他，十六岁包了个花腿，正被全家按着批斗，外公指着表弟问我：“我孙子漂亮的吧。”我说：“那还是我漂亮。”

想到关于外公的事，大多数是好笑的。

四五岁时，外公住在我家，房间不够，我们成了舍友。为了装点，他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年历那么大的邓小平半身像，穿灰中山装，黑底色，像明星海报一样贴床头。我每次起夜撒尿，都被墙上老人炯炯的目光吓得魂不附体。

外公在家，我享有很多特权，可以走来走去吃饭，可以用梅干菜汤泡饭，还可以一顿吃两只螃蟹——外公参加团拜会，两只冷掉的螃蟹用餐巾纸包着拿回来，这在以前是绝不允许的。我很怕我妈，而我妈比较让着外公，我几乎要无法无天了，瘦得营养不良，“整张脸只有嘴”，大人们回忆说。

有时我被外公带去乡下。外公住在诸暨乡下一个叫大木庵的地方。院子里有个直径一米的圆形塘，什么都不养，像个陷阱，夏天自动冒出很多蛤蟆。有次他喝醉了，拿毛笔要题词，在外墙上写了八个畚斗大的字：“六畜兴旺，恭喜发财”。

外公的字非常好，我看呆了。后来上学学到李白，我都会自动脑补外公的脸。这很奇怪，我读柳永嵇康谢灵运，都产生过浪漫联想，李白却不能，就觉得是个精瘦的老人，用诸暨话念诗。

外公在院子里种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植物：一棵芭蕉，一棵樱桃树，一棵芙蓉花树，一棵桂花树，一棵山枝花树。还有一棵桃树，会长很硬很涩的观赏性毛桃。他会把毛桃摘下来给我吃，因为我属猴，他默认我爱桃子。他九十岁时，买桃子也一定要硬的，因为我不吃软桃。

在大木庵，我自由坏了，不睡午觉逛庙会，还可以吃不卫生的糖葫芦。外公斥巨资给我买了一本“不务正业的书”——16开本美少女战士换装贴纸。不知道外公怎么会了解5岁少女好这口，我惊喜无比，贴得墙上没一块干净的地方。这之前，我都不知道美少女，因为不许看电视。

外公跟我讲他的生平，只有重点。地主的儿子，不明原因很穷了，去放牛，没有因果关系，后来又替游击队送信，中间十年不知道，然后就上了大学。我看过他的大学课本，很难，一个字都不懂，说是俄文，外公咕噜咕噜念了一通。

在诸暨的大人世界里，很多事情成年后还做会被当作奇怪的人。因此，外公需要一个契机，那个契机就是我。直到小学毕业，我的清明果都是独一份的，不是那种绿色大饺子，是绿色的十二生肖，狗是土狗，牛是水牛，我比较喜欢蛇，一长卷，像绿色的大大泡泡糖。

外公很暴君，77岁生日那天，亲自坐在土灶下面烧火给全家做饭。吃完饭，我们才知道是鸿门宴——因为每个人都要写首诗赞美他，大人小孩都不例外。我写得很快，外公非常赞叹，认为我是天才儿童。后来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天才的报道，他都要询问我是否能达到这水准，我很愤怒，从此对聪明小孩抱有敌意。

外公家的餐桌上，只有他可以吹牛，其他人自我炫耀都会挨骂，我除外。80年代，外公被送去北戴河疗养，似乎在北京玩了一大圈。有照片为证，他坐在一辆像林肯一样拉风的车的驾驶座上，仰拍。

听说他在故宫玩得忘掉时间，闭馆后被锁在里面过。我一直想问他，太阳下山后故宫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有没有见过什么灵异景象，一直没问。他有本很破的《我的前半生》，我借去看过。说到清朝废帝，别人发表感想，他威严地打岔：“你们不懂。”然后开始说教，最后点点我：“她也懂，她看过书。”

考大学时，我填了个政治学校，有一成原因是，外公亲弟弟的外孙是十年前的文科状元，被那所学校录取。外公一直跟他弟弟攀比，所以，我打算让他高兴一下。我告诉他：“我和某某哥哥填了同所学校。”外公乐得合不拢嘴，好好好好好。

大学后我不怎么回家了，寒暑假没日没夜到处玩，要是旅游日程凑不好，除夕也不回来。外公外婆从来没说过什么，看上去对我连续几年不在家过除夕十分无所谓。

当我一脸黑瘦、风尘仆仆回家后，要给外公表演多年的保留节目：在世界地图上用手指画旅游飞机轨迹。外公盖着两层毛毯坐在圈椅上看着，惊叹不已：“啊那真是远啊！了不起了不起。”那时他已经很少出门遛弯了，变得寡言，坐在圈椅上什么都不干，穿着胸前有六个口袋的军绿马甲，像个摄影记者。

外公外婆禁止别人催我搞对象，“她是高级趣味的人”，他们说，“她要追求你们都不懂的东西。”他们也禁止我不收“奖学金”，因为，“人在的时候，给你的钱是有感情的钱”，他们甚至表达过对安乐死的赞赏。

我想外公可能是很酷的人。我看到过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，一个陌生人，比较帅的某大学生。我看了很久，这张脸和尤达大师没法重合，我第一次感到悲伤，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，连“试图”都没有过。我只知道他是个热爱喝酒、穿绿色马甲、吃过于熟的香蕉、拉二胡的精瘦老人。去年六月，他跟我说：“十一见。”十月，他让我“好好学习，团结同学”，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外公去世后的这一百五十天里，我照常生活，没有产生类似悲痛的情绪。我没去葬礼，也不想去墓地，我承认这是某种逃避，唯心点说，我可以认为“外公去世”这件事没有发生。只有偶尔和邻居大爷攀谈时，我会突然想：“世界上已经没有老头和我有血缘关系了。”

前两天，我被逮住做民意调查“幸福是什么？”未经思考，抬手就在第一位填了“在家人朋友身边”，排在“自由”和“按意愿生活”之前，这让我意外。我不禁猜测，也许我体内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。

外公是无神论者，在迷信的诸暨人里很另类。他认为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我也是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墓碑上是否有墓志铭，如果有，我希望是“六畜兴旺，恭喜发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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